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借鉴国际经验，研究确立城乡一体化的中国特色道路很有必要。

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大国国情

从日、韩和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来看，因为其经济虽然规模很大，但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其经济社会发展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外源式”的发展模式，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实现自我发展，带动国内经济结构统筹升级优化，逐步实现城市化，因此其城乡一体化道路主要是以消除农村生产模式作为主要内容的。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来看，虽然其国土辽阔，但人口密度低，国土承载压力小，且因为移民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农村的人口压力比较小，其城乡一体化发展基本是通过自然的城镇化和城市化来实现的。

与之相比，中国是国土大国、人口大国、经济大国的多重叠加。作为大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更强，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产业差距因为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空间配置不均衡现象突出，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不够，发展的多元性突出。这就意味着不同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基础各不相同，不可能采取单一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这是确立城乡一体化特色道路要重点考虑的基本国情。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从日本等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来看，尽管其坚持市场经济方向，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为了规避市场失序、城市病、区域失衡及生态保护等问题，这些国家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促进农村发展，对农村尤其是不发达区域的农村提供政策性支持；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消除农产品定价的劣势地位；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消除交通、电力、信息等方面的城乡硬件差距；以教育为主要途径，促进农民的转型。

鉴于此，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特色道路必须坚持党的强有力领导，着力实施农村发展的倾斜政策，通过农村发展的立法，引导甚至直接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保证农村地区的长期连续投入，改变其纯粹资源流出的发展窘境。这其中尤其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尽快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民的有效流动；大量转移支付，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制度和职业教育制度，推动农民的就地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创业；完善农村社保体系。

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从拉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来看，若城镇化大大超前于工业化，就会出现失业增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城市贫困与犯罪增加、城乡发展失衡等“城市病”；若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会出现类似我国的三农问题，农村发展苑囿于一个封闭体系中，难以实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将一直处于低端，国际竞争力不强。为了发展农村而使得农村难以发展的恶性循环就会出现。

我们在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时，必须协调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调，科学布局大中小城市及城市群，通过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提升和优化；通过产业城镇化消纳人口城镇化；通过产业优化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消除农业低附加值的产业形态，从而实现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消解大规模人口转移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保留连续的与日俱进的社会文化，为农民的全面解放探索有效的路径。

坚持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

从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是注重资源节约、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之路。20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城市中心人口过多过快增长，企业过度聚集，城市中心环境不断恶化。于是，在之后将近半个世纪内，美国大量人口转移到城市郊区。郊区化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人均能源消耗为欧盟的2—3倍，人均汽油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

我国目前的发展方式依旧是高能耗、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率、低产出、低科技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在农村也一样存在，只不过因为农村发展的落后倒逼了农村的生态暂时性保护，其实质不是保护而是还没有进入开发序列。因此，必须坚持科学规划、理性发展，不走重复路，尤其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推动以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在农村要实现边开发边保护，宁可牺牲粗放速度也不要牺牲生态质量，及时治理各种污染，建设青山绿水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