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天然具有扩张性，在运行中一旦偏离设置权力的本来目的，就会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异化现象，导致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就是为了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使之科学有效运行。这个笼子以法律法规为材质，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

阳光行政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最大特点。既然一切权力都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为什么还要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呢？这个制度安排的关键就在“清单”二字，就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放到阳光下，置于群众的视线里。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拥有权力的数量、规模和边界。另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的依据、流程和时限。这样就杜绝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权力异化空间，便于群众监督行政权力运行。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做实以下几个环节。

全面清权。行政权力的根本依据是法律法规，基本依托是政府部门的职能。因此，清权要对照法律法规及“三定”方案，结合工作实际、群众要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认真梳理各部门及内设机构主要职能及行政权力。在清权过程中，既要摸清权力的总体情况，也要摸清每一项权力的情况；既要看权力是否合法合规，也要看权力是否合时合需；既要看权力运行的内容，也要看权力运行的程序；既要看权力运行的结果，也要看权力运行的效率；既要看权力行使，也要看责任承担。从而全面梳理出各项行政权力，掌握其法律依据、运行程序、行使效率及对应的责任。

标准配权。对市、县政府的行政权力应实行标准化配置，这样有利于建立统一市场。根据浙江的经验，副省级城市，行政权力相对多些，为一档；地级市，行政权力相对少些，为一档；县一级层面，可根据情况配置经济强县、经济一般的县、纯城区、城乡混合区、实行特殊财政体制的区5个标准模板。通过标准化配置行政权力，使各市、县、区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权责一致的行政权力架构。

公开晒权。除了公开每项权力的授予依据、名称编号、办事流程、责任单位、监督电话等权力清单中的静态信息，还要实行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民意征集、效能监察为一体的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平台具备在线咨询、在线查询、在线申办、在线投诉、在线监察等功能，实现材料网上审核、环节网上流转、数据网上共享、过程网上监督。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大量减权放权后，政府更多地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监管的任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事前审批是别人找上门，在机关看材料，鉴别把关；事中事后监管是自己走下去，到现场主动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要通过优化流程、创新方法、建立长效机制，把事中事后监管纳入制度的轨道。

整合各类监督资源。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针对权力清单中确认的行政权力，要全面查找廉政风险点，实施重点监控。通过建立数字监察系统，实现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等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的全程监督、实时监控。

改革开放35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我们的优势始终在市场、在民间。这背后，则是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面对市场时始终秉持的自律与自警，是对健全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执著探索。1999年7月，浙江启动省级政府部门审批制度改革试点；1999年9月，上虞成立全国第一家行政服务中心；2002年12月，温州启动政府效能革命；2008年7月，富阳开展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则是这种探索的延续和深化。这项新的探索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现代政府，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