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毛泽东读的书，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

菊香书屋9万存书，见证一代伟人酷爱读书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

毛泽东读书还很偏深，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作品。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

经典和重要书反复读，同题不同观点对照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

　　经典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相同的题材对照着读。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书里的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从“储能”到寻“大本大源”到找“主义”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确立“两个根本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常常是无书可读。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完成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理论权威的跨越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了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8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