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我国外交礼宾改革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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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掌不值钱也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对于我国外宾接待工作，张闻天早有看法，认为规格太高，不但铺张浪费，不合我国国情，而且不合国际惯例。
1953年，在驻苏大使任内，张闻天在回国述职时就向毛泽东提过，接待外宾和“十一”、“五一”的检阅和游行都耗费人力财力过多，应当注意节约。毛泽东当即表示意见很好，要他和贺龙一起组织有关方面提个方案。
在这天讨论礼宾司工作的办公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改革交际工作中“过去偏高偏大的做法”。后来在各种会议上，这一问题又多次提出，礼宾司奉命起草的改革方案也经会上多次修改讨论。外交部关于交际工作的决定（《驻亚洲国家使馆交际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当时，国宾接待由国宾接待委员会负责，组成单位有外交部、文化部、总理办公室、全国人大典礼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等8家单位，外交部负责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委员会设接待办公室，由外交部有关部门组成。每次接待，张闻天总是要求注意节约，降低规格。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期间，预定要同缅甸领导人一起到云南边境小城芒市参加中缅边民联欢大会。张闻天多次电告云南省委，接待工作要注意节约。特别是后来听说宴会准备了熊掌，又专门让人去电话。下面说熊掌在当地不值钱，张闻天答复不值钱也不行。
在历次具体接待工作的布置以及礼宾改革方案的讨论中，张闻天讲了许多话。归纳起来，总的要求就是降低国宾接待（以至外宾接待）规格：一是，要求取消群众夹道欢迎或减少群众迎送人数；二是，要求减少参加迎送和宴请活动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人数；三是，反对宴会菜肴的铺张浪费；四是，反对送礼太多太滥太重。
那时，每逢国宾来访，总少不了动员组织群众在机场和市内夹道欢迎。例如，1954年10月，印度总统尼赫鲁访华，20万群众在北京夹道欢迎。1957年4月，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在上海就有3万群众到机场欢迎。1960年柬埔寨西哈努克访华，从北京车站到宾馆，40万群众夹道欢迎。这类迎送，加上事前演练、提前到场，使许多学生和干部职工的正常学习、工作和生产都受到影响。
接待规格越高，关系未必越好
“礼宾工作要简单朴素”，需要“不失礼貌而且合乎国际惯例，但不能铺张”，成为当时张闻天主持下的礼宾改革的主要目标。他要求“克服一种不恰当的认识，以为接待规格越高，关系就会越好”。其实，双方关系的发展主要看是否对彼此有利，规格高得不合惯例还会产生副作用，例如送礼就要“避免给人‘重礼买人情’和误认为‘贿赂’的感觉”。张闻天说，“交际工作做得恰当，无疑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但夸大宴会和组织外宾参观等交际活动的作用也是不妥的”。
礼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节约。当时，国内生活水平并不高，张闻天认为，我们招待外宾也不能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过多，铺张浪费，老百姓也不会满意。应该遵照中央节约的精神，节约时间和金钱。
礼宾工作也折射了外交风格。在外交部1958年的务虚会上，张闻天谈到中国的外交风格，认为这种风格应该具备的特点之一便是：“生活作风朴素大方，既不寒酸，也不豪华。请客、送礼，弄些中国菜，中国的东西，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不要在这方面苦心孤诣，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追求豪华富丽，更不要哗众取宠。”
对于当时礼宾工作的一些做法，部内部外不少人也都有意见。彭老总（彭德怀，编者注）就曾经为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过脾气。一些外宾也对他们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不以为然。据当年驻越南记者戴煌在回忆录中记载，胡志明就曾问他：“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一些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得齐脖子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有些几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不是很浪费么？”
当时外交部另两位副部长章汉夫和姬鹏飞，对礼宾改革的认识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些同志囿于原有的观念和做法，一些接待方案最后批准时仍然维持高规格，所以如何推动改革成了张闻天挥之不去的心病。直到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适当收缩方针并且强调勤俭节约以后，张闻天才乘此东风，于
礼宾改革，到了1965年终于发生转机。毛泽东这时要求改革外宾接待工作：降低宴会的规格，缩短宴会时间，热菜改为四菜一汤；减少接见和宴请外宾时的陪同人员；减少赠送外宾的礼品，不要花钱多、规格高；外国人送的礼品应交公，不应归个人所有。当时虽然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有了主席的指示就好办多了。同时，这次改革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支持，他批准了删减机场欢迎仪式上双方致词等繁琐程序。
不过，群众夹道欢迎这种超常规的安排直到1972年才取消，机场群众迎送做法的废除也到1978年方得实现。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到机场举横幅欢迎，这种礼宾改革，也终于在
（摘自《张闻天与中国外交》学林出版社出版 萧扬/著）
